1994年，上海市委组织部给陈松年子女写信：找到烈士陈乔年的独女_中国共产党_陈延年_工作

当然，下面是改写后的版本，保持原意并增加了一些细节描述，字数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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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6日，上海龙华枫林桥附近。

三名衣衫破旧、满身血迹的青年被押解到这里，他们即将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决。虽然生命已走到尽头，但这三人的面庞上却看不到一丝恐惧或悲伤，反而带着坚毅与从容。

这三位英勇就义的烈士分别是：年仅26岁的陈乔年，24岁的郑复他，以及29岁的许白昊。

在他们之中，陈乔年的牺牲尤为引人注目。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党的早期重要领导者陈独秀的次子，而且就在他遇害的前一年，他的哥哥陈延年也惨遭国民党军警残忍杀害。陈延年行刑时坚持不跪下，最终被敌人用乱刀砍死，气节凛然。

然而，面对这一切，陈乔年依旧镇定自若。当他被从龙华监狱押解出来时，狱中的战友们依依惜别。陈乔年还充满希望地嘱托大家保重身体，期盼将来出狱后继续为党奋斗。面对战友们的哀伤与忧虑，他依然乐观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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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后的幸福吧！”

令人动容的是，当同志们询问他是否有遗言时，陈乔年只是轻轻摆手，表情平和地说道：

“我对家庭没有任何挂念，对党组织的尽力营救表示由衷的感谢。”

与哥哥陈延年“革命不成，誓不成家”的坚定誓言不同，陈乔年在牺牲前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他与妻子史静仪育有一子陈红五，然而令人痛惜的是，由于史静仪忙于营救丈夫，孩子未能幸免夭折。此时，史静仪还怀有身孕，不久后产下一名女婴，取名为陈鸿。直到1994年，这位烈士之女才最终被找到。

1924年冬，陈乔年遵照党中央指示，从苏联返回国内，被派往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担任组织部部长。

正是在北京工作期间，他结识了未来的妻子史静仪。

此前我们提及，陈乔年与哥哥性格迥异：陈延年性格严肃、内向、不苟言笑，而陈乔年活泼开朗，常以幽默逗乐同志，成为大家眼中的“开心果”。相比哥哥，他并没有“革命不成誓不成家”的坚硬决绝，更勇于追求个人的爱情。

史静仪在与陈乔年相识之前，也经历过一段婚姻。她曾与参加过一大的代表刘仁静有过娃娃亲。

这段由双方父母包办的婚姻对两人而言都很痛苦。尽管刘仁静工作繁忙，对史静仪也关心有加，但史静仪依然感受不到丈夫的温情和依靠。

后来在刘仁静的介绍下，史静仪远赴苏联留学，回国后被党组织派遣到北京工作。

史静仪的第一段婚姻最终无疾而终。身边虽不乏追求者，却无人能打动她的心。唯有陈乔年那活泼的个性让她心头泛起涟漪，两人的感情也逐渐升温。

1926年下半年，两人结为夫妻。1927年4月，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五大会议，陈乔年夫妇一同出席。会上，陈乔年与父亲陈独秀、哥哥陈延年共同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理部长李维汉职务。

尽管工作繁重，陈乔年仍尽力给予妻子无微不至的关怀。

1927年八七会议后，他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长期劳累致使他住进汉口德国医院。陈乔年的母亲与幼子陈松年曾赴汉口探望他，也看望了已怀孕的史静仪。没多久，史静仪生下男孩儿陈红五。

陈独秀的第二任妻子高君曼得知此事后，非常高兴，甚至亲自前往武汉探望这位孙子。

遗憾的是，这个孙子未能健康长大。

八七会议后不久，陈乔年被调往中共江苏省委担任组织部部长。

在他调任江苏之前，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已被国民党杀害，省委机关遭受毁灭性打击。陈乔年冒着极大风险，深入工厂和学校，努力恢复遭破坏的党组织机构。

尽管夫妻二人聚少离多，但他们的婚姻生活依然幸福。在上海白色恐怖的严峻环境下，彼此是唯一的温暖和依靠。

虽然所有革命者都做好了牺牲准备，但谁也未曾料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时任组织部部长的陈乔年主持会议，然而由于叛徒唐瑞林的出卖，敌人突袭会址，逮捕了包括陈乔年在内的所有与会人员。

这次事件是自1927年6月江苏省委被破坏后，又一次惨重的打击。

因为有叛徒出卖，绝大多数党员身份暴露，唯有陈乔年和周之楚等少数同志保持隐匿。

陈乔年长期在北方工作，南下时间仅半年，行踪隐秘，叛徒仅知他是陈独秀的次子，但并不清楚具体身份。

入狱后，几人遭受敌人残酷折磨，敌人企图从他们口中套出未暴露的同志姓名，但在陈乔年的组织下，阴谋未能得逞。

敌人利用叛徒唐瑞林设下“苦肉计”，派他潜入囚牢试图探听情报，然而被陈乔年识破。为保护陈乔年安全，郑复他和许白昊商量，决定由身份尚未暴露的周之楚冒充陈乔年身份，掩护真陈乔年。

党组织获悉此事后，全力营救。确认陈乔年等人身份未暴露后，决定出资赎人。史静仪不顾身孕，四处托关系积极营救丈夫。

但最终营救行动失败。

周之楚家境富裕，其父得知儿子被捕，急切出面营救。周与陈乔年会面后，身份暴露无遗。

陈乔年见状，坦然承认身份，并托人向党组织传信，请勿再费心营救。

救援破灭后，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三人于1928年6月6日，在上海龙华枫林桥畔英勇就义。

不久之后，史静仪在上海生下女儿陈鸿（又名陈长鸿）。

由于频繁奔波，缺乏照顾，陈乔年和史静仪的长子陈红五不幸夭折。白色恐怖严峻，史静仪无力照看孩子，只能将其托付上海互济会，自己孤身前往苏联。

因多年离散，加之当事人回忆有差异，史静仪后半生经历至今仍不甚明朗。陈松年曾回忆，抗战时他在重庆探望过二嫂，战后又在安庆老家见过她一面，自此便断了音讯。

1989年2月25日，北京《文艺报》副刊刊发史静仪妹夫杨纤如的文章《乔年烈士有女陈鸿天涯何处》，讲述史静仪晚年寻女过程。多年寻觅无果，遗憾未能团聚。1963年，临终之际，史静仪托付杨纤如及子女继续寻女。

陈松年晚年也曾动心寻亲，但五次寻找均与目标不符，直至1990年去世前仍未了愿。

1988年9月，福建新四军研讨会上，一位名叫苗玉的老人偶然道出身世，提供了寻觅陈乔年烈士遗孤的重要线索。

苗玉是新四军老战士，福州市轻工局离休干部。她与丈夫陈辉参加了研讨会。她讲述自己16岁参军前，已知非苗家亲生。幼时，因苗家生活困顿，被送给陈家抚养。陈家养父被国民党抓壮丁后，家境凋敝，苗玉随陈家祖母过着流浪乞讨生活。

据苗玉回忆，随祖母流浪时，曾听祖母说：“你不是陈家的，也不是苗家的，你的父母在上海。”

从此，苗玉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世。

15岁时，苗玉萌生去上海找亲生父母的念头，但陈家养父制止：“你去上海找什么？苗家母亲让我去找孔先生、吴先生，结果人没找到，还被关了五年。你以后别提找亲生父母了。”

苗玉才知自己身份复杂。

因家贫难以维持生计，16岁苗玉加入新四军。尽管时有想法寻亲，但战乱年代阻断了这一念头。新中国成立后，她再未提起此事。

1973年，苗家母亲病危，写信给苗玉道出多年隐秘：

“民国十六年（1927年），我生了一个女儿……因贫穷溺亡。后来南下上海打工，给孔家当佣人。孔家有位吴先生，是朋友，多次与我交谈。后来吴先生提出给我一个小女孩养，并给钱。孔家主人也极力劝我收养。最后我答应了。”

大约1928年9月，苗家母亲在码头接到一女子，抱着五六个月大的婴儿。女子将孩子交给她，说：“这个女孩姓陈，名阿鸿，跟你姓。”

苗家母亲记忆清晰，却因急返老家只拿到两块大洋，之后孔、吴两家杳无音讯。

因贫困，苗家把孩子送陈家抚养，嘱咐他们去上海找孔吴，但陈家养父被误认为“通共”被关多年，此事遂无下文。

苗玉在研讨会上讲述此事，意在探明真相。与1989年《文艺报》刊文所述惊人契合。

家人起初难以置信苗玉与陈独秀有联系，但最终与编辑部核实，决定深入了解。

因年代久远，消息闭塞，且涉及重要历史人物，确认苗玉身份需谨慎。

1990年11月6日，杨纤如曾致信，谈及苗玉被送养细节，符合烈士遗孤安置方式。她通过照片觉得苗玉长相与陈独秀、陈延年相似，虽与陈乔年夫妇容貌差异明显，仍认为苗玉极可能是陈鸿，计划赴福建探访。

遗憾的是，杨纤如老人逝世，未能继续深入。

尽管调查困难重重，苗玉最终被陈家认可。

杨纤如去世后，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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